圆明园画家村是中国第一个自发形成的艺术家聚居地，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1995年秋天解体。圆明园画家村的存续虽然短暂，但是它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2年7月，“圆明园画家村树林画展”

圆明园画家村位于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福海南岸，绮春园的西北。其在行政划分上属于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街道办事处福缘门居委会所辖区域。福缘门具体位置是——“东至一零一中学西墙，西至一亩园，南至达园宾馆，北至圆明园；占地面积47公顷；建筑面积58156平方米；403户；居民人数1114；建成时间于1949年前。”《海淀区地名录》出版于1996年12月，当时福缘门区域的拆迁改造工程尚未开始，因而其提供的地理和行政区信息符合圆明园画家村存在期间的状况。

画家村存在期间，其所在区域包括：挂甲屯，福缘门西村、福缘门和南府新村，另外还包括当时已经荒芜尚未恢复的圆明园福海西侧九州岛清晏、曲院风荷、碧桐书院、天然图画等景观区域，艺术家们称之为“林子里”，当时的画家村毗邻圆明园遗址公园、达园宾馆、东北义园、一零一中学，中国的两所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近在咫尺。

圆明园画家村周边诸多著名的人文地标决定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进而使其成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政府清理整顿外地流动人口的对象。而画家村的核心区域有限的空间，也使其无法承受后期急剧膨胀的发展态势。客观的地理位置和地理条件是制约圆明园画家村发展、并最终导致其解体的原因之一。

成因

圆明园画家村的形成原因可以分两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是艺术家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北京的原因，然后是艺术家选择圆明园周边作为落脚点的原因。

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之所以向北京汇集，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就业结构的转变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包揽城镇劳动力的全部就业”的就业模式开始打破，就业结构逐步呈现多元化的格局。

“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要求企业在国家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内招用常年性工作岗位上的工人，除国家另有特别规定者外，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用工形式。”

“1992年劳动部发布《关于扩大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通知》，将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范围扩大到企业干部、固定工人、劳动合同制工人及其他工人（包括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城镇复员退伍军人、军队转业干部）。”

这些转变使得就业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大为减弱，同时使得人员的流动和迁移变为可能。

大量文化机构的解体

如同于长江对于圆明园画家村东北籍画家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圆明园画家村存续期间，全国各地的文化机构，诸如：文化馆、青少年宫以及其它文艺团体均面临减员、改制甚至关闭，从这些机构“溢出”的文艺专才们，短时期内并没有确定的去向。

而圆明园画家村的存在以及媒体的报道，无疑会对闲散于社会上的文艺专才构成吸引，并产生投奔“延安”似的冲动。

地方的限制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等大城市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地方中小城市，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地方或许会引来牢狱之灾的事情，北京的监管部门可能会视为寻常事件。这也是画家村许多贵州籍艺术家汇聚到北京的原因之一。

另外由于长久的闭塞造成的保守观念，使得艺术家的言行举止在地方中小城市显得突兀，并直接导致艺术家生存空间的遭到限制，这种限制既来自于周遭环境，也来自于艺术家的自我感知。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艺术家张东，对于张东而言，圆明园画家村也容纳不了他的艺术家特质。

选择圆明园周边作为落脚点的原因

1990年前后，方力钧、田彬、伊灵、丁方、王音、张方白等艺术家陆续进驻福缘门。

艺术家最早聚集到福缘门区域的共同原因是这里可以租到相对便宜的大房子，而且邻近的高校使得日常生活相对容易应付。

对于从事架上绘画创作的艺术家来说，一定空间的工作室是其从事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一般的公寓房或者相对狭小的空间都无法承受这个需求。当时绝大多数来到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都是脱离了先前的体制内生存机会，以外地人的身份到北京寻求发展，经济条件的制约使得他们只能选择当时城乡结合地的农民房。而福缘门周边荒废的昔日皇家园林所呈现出的原生态的景色，无意中又契合了艺术家们心中的“巴比松”情结。

临近高校内的文化氛围以及相对低廉的生活支出为当时捉襟见肘的艺术家们提供了生活的便利。许多圆明园艺术家都有到北京大学吃饭、看电影、听讲座、蹭课甚至洗澡的经历。

圆明园画家村的成因并不涉及共同的艺术理想、艺术流派或者说“废墟意识”等更多的精神层面的因素，至多可以说是艺术家为寻求能够进行自由创作的空间的不约而同的“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