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国际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比例关系，由于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权的失败，也使美国失去了在亚洲的很大一部分利益，为此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朝鲜冲突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翌日，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反对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7日声明和美国武装侵略我国的声明》。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进攻北朝鲜，继而把战火引到了中国边境，轰炸中国的安东（今丹东）等地。面对"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的现实，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了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联合宣言。

中国人民支持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

尽管这场战争使毛泽东痛失爱子，也使他领导的军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更因为消耗了100亿美元 。

的战争费用而使战后国家的经济增加了许多负担，但是因为"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掀起的爱国主义热潮巩固了新政权的事实，而战争的胜利给予新生的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家实力的显示，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第二天，全国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告成立。1951年3月14日，该会又发表了关于在全国普遍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在这个通告所建议的第5条中，特别指出全国各宣传教育和机构，包括学校、夜校、文化馆、图书馆、识字组、读报组、报社、广播台、画报社、出版社、书店、文学团体、音乐团体、美术团体、戏剧曲艺团体、文艺工作团、电影厂、电影幻灯放映队、电影院、剧院、娱戏场等，以及全国各公共场所，包括工厂、商店、市集、旅馆、车站、列车、交通要道、公园、名胜区、庙会等，均制订今年内宣传工作计划，来配合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需要。

在"必须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 。

 这一社会要求下，美术家也积极投入到当时的签订爱国公约、捐献武器、慰问志愿军及其家属等阶段性的活动中，而在每一时期运用自己的特长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则成了当时的日常工作，同时为了反映这一生活的现实，以这一政治运动力题材的美术也勃然兴起。抗美援朝运动正好推动了美术界开展的新年画创作运动，以年画的形式表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运动，正是一个时代的契机。这一时期正值开展新年画创作运动，新年画的代表作有邓澍的《保卫和平》（1951年），张碧梧的《养小鸡捐飞机》（1952年），伍必端的《中朝部队并肩作战打击美国狼》（1953年），陈白一的《崔莹会见罗盛教的双亲》（1954）。

其他形式绘画的代表作有蒋兆和的国画《把学习的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1953年），彦涵的版画《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在一起》、《刚刚摘下的苹果》。另外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还出现了大量的政治讽刺画和政治宣传画，它们"及时地揭发了美国侵略者的阴谋，无情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的罪恶行为。这些作品其所以成为支援人民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和积极力量，就因为它对广大人民进行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几年后，当《美术》杂志编辑部总结这一时指出："美术家在这一次规模宏大的创作实际中不只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推动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提高了美术家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直到今天，许多抗美援朝历史阶段中出现的，仍能受到广大人民的珍视和热爱，"

这一时期的创作比较突出的还有志愿军某部美术工作者何孔德、曹振明、张笃周等人的作品，"他们亲身体验了炮火中的生活，熟悉了战士的形象。由于有了真实的感动而激发高度的政治热情，因而产生了高度的创作要求"。

所以他们的作品"表现了英雄的形象和战斗的气氛"。

何孔德的《二级战斗英雄杨国良》以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的真人真事为题材，选取了英雄杨国良奋身跃起用牙齿咬开导火索，合身保卫阵地的一瞬间的行为，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而他和曹振明合作的《坑道十昼夜》则表现了14名志愿军战士坚守一个坑道10昼夜、其中有四五天滴水未喝这一奇迹。其他还有《七勇士夜袭特岩山》（何孔德）、《侦查员巧计捉俘虏》（何孔德）、《雪山抢救》（何孔德）、《抢救志愿军伤员的韩桂花》(张笃周)，这些作品不仅以真人真事表现了一个伟大的主题，同时在表现上也以其真实的形象塑造和真实的环境描绘，深化了主题的表现。

所以当它们在志愿军某部的庆功大会上和各连队巡回展出时，都有着强烈的反响，"大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争意志，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战士们都喜欢看这些画，都被这些画吸引住了，他们甚至想跑到这些画上去，希望将来也能够创造这样的英雄事迹而把自己画入画中"。

后来倪贻德在对这批画所作的评论中也指出："我想，这岂但对于战士们能起鼓舞和教育作用，对于在一些岗位上的劳动人民，也同样能起鼓舞和教育的作用。难道我们不能从这些人物的形象的感染，而把这种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贯彻到为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一切工作上去么？"

倪贻德在评论中赞扬了这批作品在技巧上的优点："大胆、活泼、有力，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形式，随着对象的不同而变化着描写的技巧。他们采用了和水粉掺合起来的画法，以适合于复杂变化的技巧的应用……"同时他也指出了"有些地方显得粗糙、生硬、松散"的缺点。

志愿军某部美术工作者的创作，在现代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们开启了军事题材美术创作的思想和方法，后来他们全力投入到重大的军事题材的创作，几乎都沿袭了这样的创作方法，这可以从《二级战斗英雄杨国良》与表现珍宝岛战役的《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之间的关系中看到这种影响和联系。

抗美援朝时期的绘画不仅在国内配合了政治运动，宣传了爱国主义，同时也给在异国参战的志愿军以巨大的鼓舞，如蒋兆和的《把学习的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曾遍悬于前沿坑道、包扎站、前方医院。它使志愿军在他们出发作战时、一直身负重伤时感到鼓舞，他们似乎随时感到了祖国孩子对他们的感谢和怀念之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这一时期，"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右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吸取了我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科学文化的经验和教训，也观察和借鉴了外国党领导科学文化的经验教训。我们党确定的这个方针，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方针"。

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又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一方针的目的和内涵--"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和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陆定一还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在党的号召下，1956年至1957年间的学术空气异常浓厚，美术界开展了"创作的讨论"，涉及到题材、表现、教学、出版等方面不同的问题，同时讨论的还有美术史、工艺美术方面的问题。关于这次讨论的意义，《美术》1956年第8期上有一篇短论是这样论述的："促进美术家开动脑筋，独立思考，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独创性的意见，并大胆地批评别人的意见。其结果就一定会使美术理论的水平在自由讨论中迅速提高；使美术上的各种问题在互相争鸣中接近真理。从而也就更好地推进美术创作上的百花齐放"。

1957年2、3月，毛泽东先后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⑿ 不仅进一步论述了"二百"方针，还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4月5日起，中国美术家协会先后邀请在京的美术家连续举行几次座谈会，讨论毛泽东的讲话，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司徒乔、彦涵、左辉、许幸之、力群、常任侠等，家有刘开渠、滑田友、张松鹤、王内召、傅天仇、王临乙、郑可等，漫画家有华君武、苗地、李滨声、丁聪、沈同衡、江有声等。美术界在"热烈拥护毛主席的讲话"的统一认识之中，已感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每一个枝头，多少颗苞蕾含苞待放，多少颗心在苏醒，多少人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⒀ 林风眠也著文谈到毛泽东的讲话对他来说，"好像度过了漫长的冬季，送来了第一阵春风，心情的兴奋和鼓舞是难以形容的"。

就在美术家们沉浸在"第一阵春风"的时候，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为此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邀请北京的画家于5月18日和6月4日召开两次座谈会，对文化部、美协、《美术》编辑部、中院等单位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 每次到会的画家和美术界人士都有70余人。这时毛泽东已经写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5月15日），评印发给党内同志阅读，毛泽东正在寻找反击右派的时机而座谈会上那些书生气十足的画家们还在非常认真地给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意见，正所谓"右派分子在6月8日以前多么威风。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美术》杂志第7期停止发表了与前期相连续的有关整风座谈会情况的报道，而临时刊发了刘开渠、吴作人、江丰、古元、华君武反右派的文章。当江丰《不要让右派思想钻空子》发表后一个月，第8期《美术》上就发表了《江丰是美术界的纵火头目》，同期受到批判的还有庞熏琶、徐燕荪。

此后各地受到点名批判的"右派"有：王雪涛、叶恭绰、李宗津、王逊、彦涵、杨角、张晓非、李滨声、廖冰兄、王流秋、郑野夫、刘海粟、俞云阶、景启明、张怀江、江荧、汪志杰等。江丰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成了美术界的右派头子，他的名子经常和中国最大的"右派"冯雪峰、丁玲并列在一起；围绕着批判江丰，北京国画界自8月1日起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市文联共同召开反右派斗争座谈会，其中在9月28日的第十八次会议上，夏衍、老舍，蔡若虹都作了长篇讲话。⒄ 两个多月的大会小会，不仅伤害了被认为是右派的同志，而且也把原来属于学术争论的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这种开先河的做法，后来直接影响到"文革"中对许多老画家的批判，同时也耽误了无数画家宝贵的时间。

尽管"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⒅ 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⒆ 美术界反右的后果除了上述的以外，还扼杀了刚刚起步的因贯彻"二百"方针而出现的美术创作的繁荣景象。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195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

这一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 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到重大损失"。

"大跃进"一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上。1958年的3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提出了"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显然到这个时间为止，"大跃进"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内容，但是1月11日至22日南宁会议上的大批"反冒进"的左倾思想在全国的蔓延，已经为"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与美术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滞后的情况相反，在"大跃进"运动中，美术界则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跃进"姿态。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各美术小组从3月3日起分别召开大跃进会议，讨论如何鼓起干劲，为社会主义文化献力。这时离八大二次会议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在北京，参加跃进计划的39位漫画家决定今年要创作5800幅作品（包括漫画插图），保证反映迅速，内容正确、鲜明、民族化、通俗化。这些漫画家还要举办两个，其中包括"大跃进漫"，展品由版画系师生赶印，定于3月18日在北京展出，还将分散到各地展出。绘画组的54位画家计划创作6000幅作品。雕塑组的96位雕塑家计划创作大小雕塑1507件，同时编写研究民族雕塑遗产的著作12万字。版画组的30位版画家计划创作版画及其他美术作品2112幅，其中每人争取精选10幅以上作品应征第三届全国美展。中国画组的39位画家所定的创作指标是5812幅，这之中书签、扇面、贺年片还不包括在内，另外还要完成8本书稿和16万字的文章。

在上海，漫画、中国画、年画、工艺美术等小组也连日积极讨论，分别订出创作规划，为完成10000幅作品、争取1500幅作品入选而努力。时隔几天，美协上海分会又召开跃进会议，"传达北京美术家的创作指标和挑战书后，冲破原订指标，加码应战。93岁的老画家姚虞琴和90岁的老画家商笙伯，将个人创作指标提高了四倍。贺天健、唐云要在一两年内创作出新的中国画风格。漫画家张乐平今年要创作350幅。分会漫画组从原订的700幅指标提高到2200幅。……"

在天津，美协分会将原订的12个展览增加到27个，做到天天有展览，每展有评论。163位美术工作者提出创作各种美术品15827件。在跃进会议上，年老有病的国画家刘子久将原订创作30件的计划增加到80件，版画家俞沙丁、曾景初除创作80幅版画外还创作其他作品610件。天津还在6天内筹划于3月15日举办了"社会主义大跃进展览"，展出各类绘画200余幅。

在南京，791位美术工作者今年将创作80981幅作品，265位工艺美术工作者和民间艺人今年将创作工艺品986782幅件，33位美术理论工作者将写作各种美术理论3046000字。华东艺专美术系29位教员今年创作指标是12273幅，江苏省中国画院16位画师将创作国画3500幅。

从这些跃进的数字来看，和当时工农业领域追求高指标的浮夸风是非常相像的，这里不妨回忆一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社会环境：6月19日的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在两年内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1000到1500斤，而1958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才406斤。西北地区竟提出1962年的粮食产量每人平均为3000斤。在钢产量方面，1958年要生产1070万吨，比上年翻了一番。1959年要超过3000万吨，1962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

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至此，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三面红旗"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飘扬，党的领导和人民都希望通过一夜间的努力进入人们所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结果全民炼钢打破了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公社化、吃食堂导致了无数的浪费而加剧了粮荒。本来以粮食和钢铁为跃进成果的标志，适得其反地成为一个时代悲剧的标志。而与之相关的其他行业，所留下的只有用于历史研究的资料。美术上虽然在跃进的年代产生了数以万计的作品，但能够在美术历史上存留的，几乎都和逝去的时代一样，荡然无存。

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又容易让人们想起大跃进初期围绕美术界跃进的话题所展开的讨论，面对"多快好省"的创作指标，当时就有人根据文艺界的特点提出怀疑的态度--要多、快、省就不能求"好"，求"好"就要"少、慢、费"，但这是当时受到批判的一种观点。为了"多快好省，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美术》编辑部于6月9日邀请在京的部分美术家举行了一次座谈会，除了批判上述的错误观点以外，还统一了认识："际此六亿人民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高涨的时代，美术事业必须按照总路线的精神来发展。美术家应当按照总路线的精神，充分发挥革命干劲，多快好省地进行创作。"

为了完成跃进的计划，各地的美术家们确实付出了许多辛劳，虽然这些劳绩不能在美术发展的历史上留下篇章而获得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这在当时却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

据《美术》杂志当时的记载：中央工艺美院、中央美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于7月中旬提出"跃进一周"向党献礼的口号。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系苦干3昼夜，创作了新的陶瓷彩绘技法；染织系37人苦战一夜，出头巾、手帕、服装、壁挂等159件，3天内编写出《近代染织工艺史》；装饰工艺系全体师生除创作富有装饰风格的巨幅12幅外，还赶出专业学术论文20篇。……中央美院完成反映大跃进的壁画138幅（大者为300余平方米）、版画36种，共印3次为1350张；版画系教员创作22幅，系创作《沁园春》、《明天的北京》等巨幅6幅，中国画系创作25幅，雕塑系创作4件。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全体教师在两天半的时间内绘制了14幅国画形式的跃进规划纲要（草案）说明图和3幅大油画。

北京中国画院的23位画家苦战5昼夜，完成了1丈2尺的大画5张（其中的两张山水画描绘的是40万劳动大军修建十三陵水库的伟大场面和十三陵水库的远景）、中小幅23张。人民美术出版社苦战3天，创作需要3个月才能完成的6张大壁画，编出脚本18本，宣传总路线的题材增加289种，宣传画的发行由1万跃到100多万。

美协浙江分会和浙江美术学院联合举办"工农业大跃进画展"，共展出毕业班同学和部分教师40余人的创作初稿和800件。

"天津美术家干劲大，两条大街尽是画"，天津的60余位画家用很短的时间就画出一批宣传总路线的画，改变了和平区两条街道的面貌。

上海中国画院在10大内就赶绘了一批作品，并联合一部分漫画，开了一个"宣传总路线展览会"。

"大跃进"美术是以群众性为其特征的，在那个时代它反映了许多画家在一个新的社会体制和新的社会需求下的革命热情。美术活动只是一种社会化的政治活动的延伸。所谓的创作热情并不是在艺术范畴内的创作冲动，而是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革命干劲"的写照。

墙壁粉刷白，诗画满墙山

虽然画壁（壁画）在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在现代美术史上把壁画推向一个时代的高峰，而且做到史无前例的普及，则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时期。

"在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出现了无限令人感奋的新事物，其中有工农的新的发明创造，有惊人的高产的小麦和水稻，有动人的新的民歌和民谣……那么在美术上是什么呢？美术上就是现在到处出现的新壁画。

"新壁画是美术上的东风，它由农村吹到城市，由局部吹到全国，已成为一种群众运动了，我们要充分看到它的巨大作用，巨大的前景，巨大的意义。哪一个美术家看轻了它，就说明他没有政治挂帅。就说明他的灵魂深处还有白旗。"

这是力群在当时的一篇赞扬新壁画文章的开头的两段，它形象地表述了新壁画出现的意义，力群还从革命美术的发展历程中指出了新壁画的历史地位："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我们在革命老根据地曾经特别重视了年画，全国解放后，我们又特别重视了连环画，由此使这两种最有群众性的普及美术有了迅速的发展，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又继年画、连环画之后出现了新壁画，这是美术上的一件大事。"

1958年第1期的《美术》杂志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与工农结合--革命美术家的必由之路》，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在1939年提出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提出只有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才能和劳动人民一起，创造无愧于我们的时代的新艺术"。同期还发表了古元的《回到农村去》和邵宇的《从上山下乡想起的》两篇文章，他们都从以往从事革命美术的经验出发，说明响应党提出的上山下乡劳动锻炼的号召，才能把自己"锻炼成为体格思想健康的劳动人民的儿子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家"。

在他们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古元已经于1月4日和其他画家编辑来到了河北遵化县，他被分配到大寨村。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其他25位编辑则下放到江苏高邮县。而中央工艺美院的18位教员则于去年12月间已经下放到北京西郊的温泉农业生产合作社。

中央美院也决定本年度下乡的美术家有吴作人、叶浅予、王式廓、黄永玉、侯一民、刘勃舒等15人。由赵延年教授带领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16位师生到达浙江平湖县新埭镇，除支援当前的生产外，还开展宣传工作，在镇上画了以农业发展纲要为内容的4幅大型壁画。上海中国画院的程十发、江寒汀、来楚生等8位画师在春节后到江苏宜兴的陶瓷工厂劳动锻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76位画家、编辑到上海县联农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

美协西安分会的石鲁到陕北山区。中南美专美术教师迟轲、杨之光等21位教师和干部下放到湖北潜江周矾国营机械农场第四分场。这些画家在各地农村或工厂参加生产劳动以外，还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于学习群众美术和民间文化的基础上辅导群众的美术创作，为当地的农民绘制年画，为所在的农村、工厂绘制墙报、壁画等。这种早期由下放的专业画家绘制的壁画或图画墙报，可以说就是后来在各地普及的"新壁画"的源头，或者说是"新壁画"源头的一部分。

全国美协于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各地分会、分会筹委会负责人联席会，对美术家（会员）如何上山下乡参加劳动锻炼，与工农结合，加强艺术实践、繁荣创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并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作统筹安排。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专业画家的下厂下乡对1958年的群众性壁画运动仅是一种有限度的推动，真正起作用的推动力是4月20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讲话中指出了今后要贯彻正确路线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政治挂帅、统帅就位；

二、群众路线。大量普及，部分提高，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三、民族形式。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五、勤俭办事；

六、党委领导，依靠地方。

会上河北昌黎县后钱庄中心俱乐部主任高学谦介绍了他们的情况：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作先锋"的口号下，仅用了3天的工夫，就创作了164幅壁画，出现了"墙壁粉刷白，诗画满墙山，户户六面光，村村大改观"的局面。中共昌黎县委宣传部部长黄德玉在发言中说："该县壁画创作的大跃进在3月18日开始，7天突击，3天扫尾，到3月30日共计12天的时间就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壁画县，共画出壁画6万5千多幅，把农村换上了美丽的装束。"

昌黎可能是壁画运动中最早的典型。这里除了取得了壁画方面的突出成绩以外，还率先刨办了全国第一所农村自办的美术学校--黎河美术学校， 显然这是为了适应蓬勃兴起的壁画运动的需要。在它的影响下，河北省提出要实现创作省，普遍深入地发动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开展群众创作运动，本年度内全省要创作出10万幅壁画，并实现壁画省，做到"村村有壁画，处处有标语"。在河北的激励下，湖南省提出要创作出美术作品35万幅，湖北省则提出计划创作美术作品200万幅。在这样的高指标下，一场群众性的壁画运动就于这次会议之后在全国开展起来。

河北的丰润县有壁画52125幅；怀安县有壁画9990幅，平均每5户有壁画二幅；束鹿县有壁画49154幅。 而另一个壁画之乡江苏邳县也在一个月（7月）的短短时间内由农民自己绘制了2万多幅壁画，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到9月份邳县的壁画已增至19万5千幅，农民画家发展到1万5千人。甘肃的平凉专区从三关口到董志原，由峡口到梨花园，在1940平方公里的山沟中画壁画151万幅，其中在三关口到董志原的长达720多华里的公路两旁，筑起了壁画墙，平均每里路就有一二幅，可谓是"世界第一大画廊"。

山西平顺县有一首新民歌是这样赞美新壁画的：

社会主义新壁画，新农村里把根扎。

农民热爱新壁画，村村都把壁画画。

跃进车，跃进马，处处都是跃进画。

新壁画，会说话，教育人心向灯塔。

农民思想得鼓舞，生产劲头比天大。

实现建设总路线，人人心里笑开花。

为了推动群众性的壁画运动，许多专业的画家纷纷下到农村，用自己的画笔来宣传三面红旗，表现三面红旗下出现的新人新事。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53人组成的壁画工作队去浙江金华地区的10个乡50余个社，在22天的时间内就完成349幅大壁画。

为了反映专业画家下厂下乡和群众性壁画运动的情况，《美术》杂志用了很多的篇幅，报道了这些画家在基层的情况，同时刊登了一些开展壁画工作先进地区的先进经验。《美术》还在9、10期增刊、11期分别推出了"农民壁画专号"、"工人美术专号"、"战士美术专号"。

而各地的出版社也积极配合这场群众性的壁画运动，天津美术出版社及时出版了古元的《农村壁画范本第一辑》和郭振华的《农村壁画范本第二辑》，以及京津两地画家和工农群众创作的《城乡壁画选集》，同时还出版了《大跃进图画参考》、《社会主义总路线宣传画参考资料》。

人民美术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农村壁画参考资料》、《大跃进漫画参考资料》、《美术干部下厂下乡生活速写》，还创刊了《群众诗画》10日刊 全国的各主要报刊都发表了各地的壁画作品。全国美协还组织会员观摩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去邳县参观壁画的编辑带回的画和张贴画的。全国美协、美协南京分会、邳县文化馆还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江苏邳县农民画展"，并巡回到各地展出。

1958年底，"全国美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同时由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工农兵画展"也同期开幕。王朝闻、蔡若虹都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王朝闻的《工农兵美术，好》、蔡若虹的《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从生活中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 的讲话，都从一定的理论高度肯定了群众性的壁画创作，王朝闻在文章的结语中说："工农群众不仅贡献了好的创作，而且继承了发现了值得推广的有关艺术创作的知识。真正有修养的专家，不只愿意用他们掌握的丰富的知识来指导群众，而且为了做好工作，也重视认识群众创作的特点和优点。

"蔡若虹也总结了一个具有时代特点的结论："只有生活的创造者才是最好的艺术的创作者"，"只有在思想大跃进的基础上才能提高创作的思想水平"。如果说散落在各地的壁画创作只是一种群众性的美术创作的话，那么经过"全国美术工作会议"，这种群众性的美术创作开始进入了专家认可的艺术殿堂。

壁画运动所反映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美术运动的兴起，其组织方式与表现形式，都继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美术的传统，它接驳了"文革"美术中的以大批判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的表现方式，同时也连接了"文革"中期所大力提倡和宣扬的工农兵美术创作。以户县农民画和阳泉工人画为代表的美术创作，虽然其声势不及大跃进时期的壁画运动，但是在表现上比1958年的各地壁画创作要精细，然而其具有本质意义的创作思想和在这一创作思想内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却是大致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