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隋唐时代的工艺美术，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高度繁荣以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巨大的发展。其门类品种之齐全，工艺技巧之高超，遗存物品之丰富，均超过了以往各代。

工艺

隋代陶瓷在南北朝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其显著标志则是白瓷的烧制成功。经对瓷土的严格精炼，使铁分减少，并准确掌握烧制的火度，而烧成白度较高的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给后来彩绘瓷器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另外，青瓷的烧造，仍是当时瓷器生产的主流。瓷器的品种，较之前代亦有所增，主要有盘、碗、尊杯、壶、罐、盆、缸、盂、炉、灯等日用器皿。其装饰纹样有几何纹、植物纹、人物纹和动物纹之分，手法多采用印花等。唐代瓷窑已有名称，并以窑名来代表瓷器的品种和特色，这种传统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唐代的瓷窑以南方的越窑和北方的邢窑为代表。越窑以盛产青瓷著名，窑址因集中于古代属于越州的浙江余姚、绍兴、上虞、宁波一带而得名。

所产青瓷，胎质坚硬，胎体较薄，釉色莹润，纯净如翠，有类玉、似冰之誉。产品多贡宫廷，而皇家亦在此设官督造。其瓷器的装饰有花鸟、动物、人物、山水等纹样，手法分为刻花、划花、印花、堆贴等。邢窑以烧制皎洁如玉的白瓷为主，窑址在今河北省内邱县。其瓷胎质细洁，釉色白润，类银似雪，器形素光大方，不施纹饰。当时作为地方特产，曾进贡宫廷。唐代还新创一种花釉瓷，亦称彩瓷，是在黑釉、黄釉、天蓝和茶叶末釉上，施以天蓝或月白斑点，深色的釉上衬出浅色彩斑，十分醒目明快，人称釉上彩，多产自河南省郏县、禹县和鲁山等地。

而釉下彩则是在素胎上画出彩色纹饰，后挂釉，这在陶瓷装饰上具有重大意义。纹瓷也是唐代陶瓷中的新工艺，系将白、褐两色瓷土，揉合在一起，然后拉坯成型，烧制后具有白褐相间，类似木纹、虎皮的纹理，效果独特，为寿州窑所创。此时民间生产的黑釉、黄釉、酱釉等瓷器，风格粗犷淳朴，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另外，汉代的低温釉陶发展到唐代则出现了著名的唐三彩。三彩釉色鲜明，以黄、绿、白、赭为主，蓝色较少，亦较名贵。三彩的盛行期，大致在唐高宗至玄宗之间，以后逐渐衰落。三彩分人物、动物和器皿3类，其中以人物和动物制作的尤为精美。人物刻画各具性格特征，形完神足，情态逼真，姿势优美。动物中以马和骆驼塑造最为出色，比例恰当，雄健生动，气势宏大。

唐羊纹蜡缬屏风

唐代瓷器，造型浑圆饱满，简洁单纯，富有变化。装饰方法有印花、划花、刻花、堆贴和捏塑等。图案纹样较前代亦有大的发展，花鸟题材不断增多。普遍采用匣钵装烧工艺，使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加之纹饰精美，因而畅销国内，远销海外。现日本、印度和埃及等国均有唐代瓷器出土。

染织工艺

隋、唐以来，官办作坊成为高级染织品的主要生产部门，它与地主的庄园工场、城市专业作坊和农村的家庭副业一同构成了隋唐染织工艺的生产行业。隋代染织，官方设有织染署，管理生产。其丝织生产，北方以河北定州为中心，南方以四川成都、江苏苏州和江西南昌等地较为发达。重要遗物以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织锦为其代表，有胡王锦、联珠小花锦、棋局锦、彩条锦等。色彩斑斓，纹饰多样，明快大方，别具一格。印染工艺则以夹缬尤富特色，系用木板雕出花纹，将所染布夹着入染，效果鲜明。另外，西南一带所织的斑布和孔雀布亦较别致。唐代染织，官方亦设织染署，其织锦工艺尤为发达。唐锦以纬丝织花十分流行，为织锦业的一大发展。所织锦纹，鸟兽成双，左右对称，联珠团花，花团锦簇，缠枝花卉，柔婉多姿，配色敷彩，典雅明丽。因受佛教影响，新奇富丽的宝相花和莲花图案，也广泛流行，为唐代瑰丽生动的织锦纹样开创了新路。除织锦之外，其他丝织品亦十分发达。

所织物品种类繁多，纹饰精美，主要有绫、绢、罗等。其中仅绫一类，著名的就有定州的两窠绫，幽州的范阳绫，滑州的方纹绫，兖州的镜花绫，青州的仙纹绫，越州的异纹吴绫、单纹吴绫、盘绦绫和缭绫等。另据记载，还有水纹绫、鱼口绫、腓绫、文绫和十样花纹绫等许多品种。其中以浙江所产缭绫尤为精美。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其《缭绫》诗中，对缭绫的花色纹饰及用途等情况作过形象地描写。

唐代丝织品的图案，开始出现新风格。花鸟、联珠团花和缠枝纹样的创造，极大地丰富了两汉以来的装饰传统。窦师伦则是此时具有代表性的丝织纹饰家，他设计的丝织纹样多以羊、马及龙、凤为题，纹饰设计，新颖别致，富有生气，因其曾被封为陵阳公，故其纹样又有“陵阳公样”之称。唐代不仅丝织品发达，而且麻、棉织物也较盛行。其麻织有□布、葛布、蕉布等，其中□布生产最为普遍，以淮南所产最精，分为白□和青□两种。棉织品则以岭南较为发达，出现了专售白布的店铺。白居易曾有“桂布白似雪”之句，来称颂此一时期的棉布。此时西北地区的毛织品亦较著名，如陇西的西川毡、长安的靴毡等物。而安徽宣城的丝线毯更是以线厚丝多而著称。

唐代的印染，有青、绛、黄、白、皂、紫六作，能染出各种绚丽的颜色。此时蜡缬、夹缬和绞缬3种染色技术非常流行，而且兴起了多色染缬。唐代的蜡缬织品，有不少是五彩花绢唐代的蜡缬织品，有不少是五彩花绢。日本正仓院保存有一批唐代蜡缬，其中有染五彩花鸟的薄纱和制作精美的大件屏风。唐代夹缬在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已能染成二色或三色。绞缬染成的花纹，边界因受染液浸润，形成色晕，人称“撮晕缬”，唐时十分普遍。另外还有碱印和拓印等染色工艺，亦较流行。

工艺

唐代刺绣较发达。新创直针、缠针、平金、齐针、套针、贴绢、堆绫和缀珠等技术。此时流行在绫罗上用金银两色刺绣。撮金线、金片的技术已很高，铺绒绣已能表现颜色的退晕和晕染的艺术效果。唐代已有佛经、佛像等物品的刺绣，说明这时刺绣工艺已从实用品发展到接近欣赏品的水平。

金属工艺

金银器皿作为一种豪华而贵重的生活用具，在隋唐时期有着重大的发展。1957年出土于隋代李静训墓的金丝项链和头饰，精巧华丽，标志着此时金丝工艺已达成熟。唐代皇家设有金银作坊院，所产物品称为“官作”，而民间工匠所营金银器则称之为“行作”。官作因有统治者的支持，其工艺水平和生产规模明显地高于行作。唐代金银器的铸造和装饰，具有独特风采。成型以锤击和浇铸为主，其器物表面的工艺处理，主要运用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技术。焊接又分大小焊、两次焊和掐丝焊等多种。所焊器物，焊口平直，焊缝不易发现。唐代金银器多为生活用具，主要有炉、壶、碗、盘、杯等器皿，造型优美，富有变化，纹饰生动。鲜花异兽，布满于闪闪发光的珍珠地（又称鱼子纹）上，绚烂富丽，光彩照人。其装饰技法多以毛雕、浅浮雕、鎏金及镶嵌等技术为之，反映了唐代金银细工高度的工艺水平。

唐代铜器，因陶瓷工艺的迅速发展而在某些日用器皿上相对减少，甚至被替代，但仍获一定发展。像河南洛阳西郊涧河西唐墓出土的铜盘、铜洗和铜灯，内蒙古赤峰唐墓出土的铜碗、铜薰炉、铜勺和铜匕，安徽太和唐墓的铜粉盒、铜灯等，造型轻薄单纯，比较实用。西安博物馆收藏的有唐睿宗景云二年（711）铭文的铜钟，重万余斤，钟身饰有舞狮、翔鹤、云纹、宝相花等纹样。然而此时铜器中最具特色和水平的，要属铜镜。唐代铜镜，庄丽丰满，风采迥异，质纯而精，镜面光亮平滑。由于合金中锡的成分增多，色泽净白如银。早期常见花饰纹样有葡萄海兽纹和云龙纹等；中期葡萄海兽纹渐次减少，鹤衔瑞草纹等图案增多，装饰精美的双鸾衔绶、宝相花缠枝花、狩猎和打马球等镜纹，以及加工特别精致的金银平脱、镶嵌松石和螺钿的花鸟镜，都完成于玄宗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晚期制作较简略，素镜渐多。

唐镜的图案构成，突破了从镜钮到边缘同心圆的层层布局，多应用散点和适合的章法，简练明快，完美和谐。另外还创有多种花式镜，常见的有葵花、菱花等多种形式，并新创无钮有柄手镜，使用更为方便。其装饰技法，除传统的浮雕、浅雕、剔雕外，尚有贴金银、嵌宝石、镀金、彩釉和漆绘等。

漆器工艺

隋代漆器仅见于记载，无遗物出土。唐代漆器得到很大发展。其制品种类多，技艺精，并有许多新的创造和革新。据记载，当时的襄州和澧州等地，以漆器作贡品，产品有镜、盘、瓶、箱和床等。而漆胎则有木胎、夹□、竹胎、皮胎等。唐代漆器的制作已向华美方向发展。其方法有：①金银平脱；②螺钿；③雕漆；又称剔红。

另外，唐代的家具、牙雕、犀角雕、竹刻、柳编、剪纸、珐琅、琉璃以及石雕等均有卓越成就。其中家具有较大发展和变化。品种有几、案、挟轼、箱、柜、胡床、屏风、棋盘，晚期又出现桌、椅等。所用材料已非常广泛，除木料外，还有竹、藤等其他材料。其装饰方法有平脱、螺钿、金银绘、镶嵌、木画等。而牙雕又新创拔镂法，即将象牙染色后，表面再刻花纹。也有在花纹上涂颜色的，均富有华美的效果。此时石雕碑侧的花纹图案亦十分精采，以西安碑林所存最多，所刻花纹，流畅优美，变化丰富，生动华丽，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