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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复苏——新文人画与实验水墨画

2015-07-10来源于:99艺术网编辑:雨露

 
了庐  《梅石图》  中国画

按照参与者的说法,被称之为“新文人画”的现象开始于80年代中后期。这正是理论界对“传统”进行全面攻击的时候,李小山对中国画的未来令人绝望的结论让大多数新潮艺术家欢欣鼓舞,尽管这个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对“传统”进行认真和学理上的清理。直至1989年,前卫艺术家与批评家对传统绘画都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至少,大多数年轻艺术家认为用毛笔蘸墨和水在宣纸上作画完全不足以与用油彩以及其他材料进行艺术实践更能够满足内心的需要。

 在趣味上接近传统文人画的“新文人画”能够被自由地谈及和论说,显然是因为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赋予的空间和条件所致。在1976年之前,对传统诗书画印的重新叙述和推崇,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腐朽没落的思想的表现,在实际生活中,这类画家很有可能成为人民的敌人,我们在潘天寿的悲剧中能够看到这个基本的事实。改革开放后,画家获得了从事自由创作的可能性,在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曾经被批判的“旧”观念——与“雅”、“趣”、“清”、“高”、“逸”、“气”、“孤”、“寂”有关的精神状态——被部分画家本能地翻弄出来,在一个被新潮艺术家搅乱的时期,他们开始玩弄起了笔墨。

借用伯格森的“绵延”这个词汇也许能够表述“新文人画”出现的原因,这是一个有着悠久书画传统的国度,只要有一丝可能性,源自五代两宋的传统肯定会绵延下来。对被归纳进“新文人画”这个队伍的画家的年龄和他们的经历进行判断,我们发现,他们几乎没有经过正规的传统书画和知识系统的训练,从1949年以来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正是“新文人画”画家的共同背景。然而,政治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仍然无法消泯感觉、探究以及趣味的空隙,一旦可能,那些在身体里流淌着先祖血液的人就会不同程度地找回旧有的感觉与趣味。朱新建提示说,在那个政治斗争的时代,忠孝节义这样一些传统的中国道德标准被废弃了,《四书五经》、《三字经》或者《千字文》这类的经典不再成为阅读的对象。可是,传统文化总是通过社会生活中的细节被继续保留下来,在民间生活的传统中存在着。他在论及齐白石的时候这样说道:

可能他的画在文脉承传上不够理想。但是恰恰这一点是他的长处,他居然开出另外一条路出来,他主要是靠自己的感觉,而不是笔墨的文脉承传。我自己在痰盂、练习本、铅笔盒上面经常看到齐白石的画,画一个黑咕隆咚的虾子,画一个螃蟹,画点牵牛花什么的,让你感觉到什么三笔两笔也能画一张画,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读的那种什么《儿童时代》、《小朋友》、《少年文艺》这一类,封底封面上一般都有比较大的画家的一些作品印在上面,这时候其实也在起一些传递的作用。

 这种受传统文化的星星点点的感染同样是所有“新文人画”画家的基本背景。

1989年4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和香港国际文化科技交流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新文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了南京、北京、天津、河北、广西等地25位画家的125幅作品。在新潮艺术多少表现出疲倦的时候,那些不乏笔墨趣味的国画让人感到清新。在展览所举办的中国新文人画研讨会里,批评家将大量国画家重新找回古人的趣味的现象认定为“当代艺术中的文化现象”。殷双喜以题为《新文人画:众说纷纭的文化现象》的综述文章记录了批评家们对这个现象的看法。  可以想象的是,在传统成为并不好听的精神状态的代名词的时候,批评家们显然不愿意将这个时候的绘画与传统古人的绘画看成是没有区别的东西,他们告诫画家要具备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在观念、思想境界上处于整个文化人的前列(水天中)。尽管如此,批评家仍然难以将“新文人画”与传统“文人画”界限区分开来。用传统工具进行绘画写实改良的历史开始于徐悲鸿——尽管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画家不同程度地进行着传统绘画的变异,经过1949年以后开始的“改造中国画”,直至文化大革命,写实中国画在技法上获得了精湛的收获。可是,写实主义的反映论和再现立场在1976年之后失去了政治上的根基,写实国画迅速式微。在轰轰烈烈的’85运动中,前卫艺术家使用传统材料从事抽象水墨绘画的实验,他们甚至完全无视笔墨的传统,将抽象的水墨表现与西方的绘画表现毫无顾忌地结合起来。这样的态度和表现对于那些熟悉传统绘画的人来说仍然是不合适的。这样,即便是本能所至,“新文人画”也被看成是对传统的一种审慎的回眸,一种对传统气质的找回。就像刘骁纯所提示的那样,他将“新文人画”的出现看成既是对写实水墨的反拨,又是对写实水墨画的补充。郎绍君也从常进(1951— )、陈平(1960— )、江宏伟(1957— )等人的作品中看到了“精致”与“纯熟”,他甚至认为“新文人画”是“一种以复古为革新的思潮”。像薛永年(1941— )这个年龄的艺术史家对于“新文人画”潮流中表现出来的倾向表示了赞赏,他强调了“新文人画”区别于’85新潮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倾向的特征,他提示说艺术应该“实现人的精神自由”,这样,他很自然地对“新文人画”的“懒散”的精神状态表示认同,他说这样的状态“是实现精神自由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