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西湖，我谒拜马一浮故居，并没有看到什么。一个极端商业化的城市和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景区，对马一浮故居的另一番处理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此，在西湖一隅，我所看到的这幢老房子是被现代人“格式化”的旅游资源，而主人昔日的深刻、特立独行、忘我、执着和出类拔萃的才情、学识，只能透过历史的烟雨得以体味。那一天，杭州的天气格外晴朗，而我的心情却显得沉重。

 马一浮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现代书法家、学者，一个时期以来，读马一浮的著作与字迹成为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感受到马一浮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强大的人格力量，而这种人格力量又是当下书法家极其缺乏的。

“五四”以降，文化激进主义导致人们全面反省传统文化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极端政治口号。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主张废经，改革传统的教育体制。此举遭到教育部秘书长马一浮的反对，两人因此交恶，马一浮遂辞职归家。

他以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同时也表现出一名学者对我国教育的独到认识——旧式教育可以改革，但经典训练不可废，因为它关联着国家文化的传承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培养。

马一浮精通道学、理学、佛学，他认为现代教育不能缺少经典训练，因而顽强坚持自己的立场，敢于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

 世俗化、江湖化了的我们对“人格”二字越来越陌生了，沽名钓誉似乎成为我们的伟大理想。因此，与高官、名流、富豪合影，便成为书界一些人士的刻意追求；把书法组织大小职位的获得，当成了自己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同时，对年轻的平民作者表现出来的不屑，甚至是凌辱、欺诈，当成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

凡此种种，无不彰显着当代知识分子人格的低下和道德的沦丧。其实，中国的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史，我们对颜真卿、傅山的推崇，对秦桧、蔡京的蔑视，清楚地证明了社会要求精英知识分子应该恪守的人生原则是什么。

书法史是中国文化延续的记录。在20世纪中叶，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心态的马一浮躲开红尘，隐居西湖，梳理传统文化，又秉笔作书，取得了令学界、书界耳目一新的学术与艺术成果。遗憾的是，马一浮生不逢时，再次遭遇文化激进主义的冲击。

但与50多年前不同的是，这次冲击使用了具有政治意味的“复古主义”之剑，年老体弱的马一浮来不及躲藏，就被刺中要害，含冤离世。“人格”是不容易维护的，许多时候是需要以生命为代价。

 评价书法家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可怕的价值取向——拍卖行的成交价格。这是一种世俗认同，本不该大惊小怪。

只是一切矫枉过正都会带来负面影响，在反思历史的错误时，在庸俗社会学的作用下，所谓“品牌”，所谓“注意力经济”，所谓“市场卖点”，不分青红皂白开始左右人们的生活，其势汹汹。

人的固有原则遭到残酷的瓦解。文坛有汉奸作家周作人、胡兰成走俏图书市场，书坛对郑孝胥、汪精卫之流频抛媚眼，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基础就这样宽容了稀奇古怪的事情。

 作为精英文化的书法艺术面对市场，总会表现出十分滑稽的样子。有时是书法家滑稽，有时是书法本身滑稽。

为了迎合什么，两者都在拼命表现自身的不同寻常，门第的高贵，师承的渊源，“大人”的评介，社会的影响。似乎缺少这些，书法家就不成其书法家了，书法艺术也不成其书法艺术了。

所以，时下一些人“顿悟”了，他们把学书的功夫用在书外，先捞官、捞钱，然后再以此为条件，进入书界，捞取功名，可谓一箭几雕。值得警惕的是，脆弱的书坛抵御不了这种诱惑，便使艺术掺入了许许多多的非艺术因素，令有良知的书法家们(他们是有文化的弱势群体)只能扼腕叹息。

 21世纪，我们必须强调书法的“人格”与“人格”的书法。书法一旦与人的生命意识、人的高尚情怀发生分裂，结果只能是，在获取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时，势必导致对社会从众心理的认同，对真理与正义的抛弃，从而贬低书法艺术的存在价值。

读马一浮，我的感受是深切的，一行字、一段话，无不是来自人的心灵深处的表述，那种痛苦、缜密，那种微言大义，那种义不容辞，那种奋不顾身，是人类理性与良知的体现。作为书法家的马一浮，他另一层面的生命辉煌难道不值得我们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