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润格是书画家为人作书、绘画所收取的酬劳。晚明时期书画润格现象的普及是当时文化消费迅速发展的重要表现。晚明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书画鉴藏的发展，从而在利益的刺激下又激发书画求购者增多，引发书画润格现象的普及。

明仇英《吹箫引凤图》

书画润格古已有之，并非明代独有。“润格”典出《隋书·郑译传》：“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颎)戏谓译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格?’”。古往今来，润格历来是书画创作与交易中一个复杂而紧要的因素。

古代很多文人士子曾一度将索取报酬的书画诗文创作看做不耻之事，他们认为用金钱来衡量书画的价值，有违艺术的非功利性的本质特性。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文人士子书画创作价值观念的转变，书画润格逐渐充当了书画创作的催化剂及书画市场发展的推动力。

关于书画润格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之卷二“论名价品第”一节，当时书画润格已非常丰厚，足以让书画家身价倍增，家产万贯。如李邕为人写碑文，所受书丹润格数以千万计，成为巨富。之后，宋太宗为润格定制。历经宋、元、明书画润格之风不曾停歇。到了晚明，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书画在市场中流通频繁，社会对书画的需求量大增。

从而导致书画作品价值认知度的提升，几乎所有的阶层，出于不同目的，都有出资请人作书绘画的可能，促成了书画润格风气的高涨。后历经清代、民国乃至今日，书画润格之风愈演愈烈。当下书画名家的书画作品动辄一寸“千金”，十分抢手。通过对晚明书画润格的参与人群、收受情况等方面的探讨，不仅可以理清当时书画润格成因特点及相关问题，而且对探究当下书画创作及其价值评判及书画流通中的相关情况意义重大。

润格标准的出现

明代，随着社会财富的积聚、书画交易活动的激增、人们价值观念的嬗变，书画消费观念发生了转变。晚明的书画消费打破了以往仅限于少数官僚士大夫奢侈活动的格局，书画消费主体队伍进一步驳杂和扩大，上至皇室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喜爱书画、附庸风雅者不在少数，这使书画创作的商品化进一步加深。当时书画家作书绘画索要润格的现象已从私下收受变为公开索取。晚明文献中也多有书画润格的记载，书画润格已经出现了通行标准。

以书法为例：“书价以正书为标准，如右军草书一百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正书；至于《乐毅》《黄庭》《画赞》《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计以数字。画价亦然，山水竹石，古名贤象，可当正书；人物花鸟，小者可当行书；人物大者，及神图佛像、宫室楼阁、走兽虫鱼，可当草书。

若夫台阁标功臣之烈，宫殿彰贞节之名，妙将入神，灵则通圣，开厨或失；挂壁欲飞，但涉奇事异名，即为无价国宝。又书画原为雅道，一作牛鬼蛇神，不可诘识，无论古今名手，俱落第二”。

在明代，文人索要“润格银”是很平常的事情，如一位在北京任职的低阶官员曾指出，在正统皇帝(1436——1449年在位)被俘之前，请名人撰写祭文，每篇润格银是二三钱，而在事变之后，“文价顿高”，已经涨价到五钱，甚至是一两。但不可否认，至明代初期，书画家们为人作书绘画后取酬的现象并不普遍，收费也低，更多的是拒绝收费。

譬如，洪武、永乐年间，供职文渊阁王绂，书画冠绝一时，但当有“金币购片楮者”求购作品，辄拂袖起，或闭门不出。一次，王绂兴致上来，送给一商贾一幅画，但当这位商人“以红氍毹馈，请再写一枝为配”时，王绂遂“索前画裂之，还其馈”。其高介绝俗，可见一斑。

历经正统、景泰至英宗天顺年间，当时人收取书画润格的现象更为普遍，价钱也有增高趋势。到了成、弘两朝，书画润格之风愈盛：“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于是，索取书画润格成为晚明士人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时至晚明，书画润格已较为普遍。

如唐寅曾大书“利市”二字于自己作品集上，并有诗文为证：“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桑悦的亲戚向他求字，桑悦要先问是否有报偿，若见银子，马上欣然捉笔。

参与的人群及方式

晚明从事书画创作者可大略分为宫廷职业书画家、文人书画家两类。据此，书画润格的获取方式也有相应的不同特点。宫廷职业书画家：他们在宫内三殿应统治者的需求从事创作活动。他们的月给俸粮，或得赏赐的财物作为统治者对其书画创作的酬劳，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书画润格，具有一定的专制性。总体而言，明代宫廷书画家的职衔普遍不高，主要集中在九品至五品之间，有个别达到二品。

文人书画家们则接受私人访托，作书绘画并取得钱财。此类创作群体润格的所获较之于前一类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无常性，并且其润格费用的高低更多地取决于书画家的名望地位、作品质量或者隐性的市场通行标准。此类书画润格与市场交易的联系更为紧密，其收受方式也更为灵活多样。其中上层文人多为兼职，如神宗、光宗两朝官任南京礼部尚书的董其昌，家有膏腴良田万顷，仍然是“前人欲壑滋深，惟图积金；后施丹青薄技，辄思垄精利津。

”据说他的书画自成一家，各地求购文章书画者络络不断，“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但是，以书画润格为主要经济收入的，通常是中下层官员和不仕的文人。如著名的文征明、祝允明、唐寅和仇英等，都曾大量制作过此类作品。

当时大多数书画求购者以货币，如金、银、钱、钞等或其他物品为润格的支付形式以获取书画。如有人求书于祝允明，祝问其“是见精神(金钱)否”。又说“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可。”这里的清物是指青羊绒；徐渭对于润格也不太计较，只要有些微之赠，合了他的心意，也作画酬谢；如“某子旧以大蟹十个来索画，久之，答墨蟹一脐，松根醉眠道士一幅。”通过《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的记载，可以发现有关晚明书画润格获取方式更为详尽的信息。

书画求购者常以书信或登门拜访的方式，送上礼物，以订购作品。求购者对作品的形式、数量会有较为详细的要求，且书画作品所需纸张一般由购者提供。在该书札中有多处这样的记载，如刘爵札：“向辱寄赐笺纸翰墨，兼以诗萐，藏之秘笈，宝玩良多，至感至感。小儿之印自京返舍不久，即往溧阳，更承我公书仪之贶……偶写小纸一方，聊博一笑。”管稚圭札：“闻文旗即日行，顷当过尊馆奉送也。佳扇一、纸画一附纳，盖有命行促，不能尽情耳。

余纸留俟他日何如?前辱雅情，多谢。”魏之璜札：“辱长者不亵枉顾，兼已嘉惠叠出，千金谊何加于此?日来不肖抱小恙，所委不能竭力……五扇即染，少刻捧上。”觉起札：“前赴讲师论难，知足下过我，昨来鄙诗画俱草草应之耳……三纸一扇奉纳，不悉。”有时交易双方关系密切。书画家可能会在完成订件之余，另有添头奉送。

如詹景凤有致方札云：“佳册二、佳纸四俱如教完奉。又长纸四幅、中长纸六帖，听兄作人事送人可也，幸勿讶。”这种情况中含有更多人情酬酢的成分。不难推测，有时由于交易双方关系非同一般，书画创作者免费求购者作书绘画的情况也是有的。

另外，书画家本身对于书画润格的要求也是有的，李日华在《六砚斋笔记中》公开了卖书润格：“予林居多暇。士友索书者棼集。因戏定规条。以示掌记曰。大涤洞左界翰墨司散仙竹懒示谕掌书童等知悉。尔自鱼郎启闷。乌径通幽。虽弥明非世俗之书。而杨许泄真灵之受。何妨洗墨。聊戏搏沙。既开乞署之门。且撤躲婆之石。凡持扇索书者必捻重金佳骨。即时登簿。明注某月、日。编次甲乙。陆续送写。不得前后搀越。每柄为号者取磨墨钱五文。

不为号三文。其为号必系士绅及高僧羽客。方许登号。不得以市井凡流蒙蔽混乞。每遇三、六、九日辰刻。研磨好墨。量扇多寡。斟酌墨汁。禀请挥写。如乞细楷者。收笔墨银一钱。磨墨钱亦止三文。写就藏贮侯发。亦明白登记某日发讫。其有求书卷册字多者。磨墨钱二十文。扁书一具三十文。单条草书每幅五文。纸色不佳或浇薄渗墨者。

不许混送。夕山阴馋口。自笼羽人之鹅。莆阳奢望。竟驱昵友之婢。我悉贷除。以润汝辈。汝辈既橘栗术葛之俦。应修玄楮泓颖之职。恪供乃事。勿横索也。崇祯己巳闰月示。”在晚明，李日华的润格公示中只言书法却不涉绘画，这大概是因为，像李日华这样的文人对卖书颇无顾及，而大抵耻于卖画，因而关于绘画润格的详细记载，难觅踪影。

兴盛的因素及影响

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书画润格的兴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从参与群体来看，明代官员俸禄及其微薄，利用书画创作能给自己带来一些经济上的补助。尤其是在野文人更需要借此以谋求生路。晚明时期在全国范围内，相当数量的人对书画鉴藏有很高的积极性，加之时人对书画价值认知度的提升，是推动书画求购风气的动力源之一。

晚明文人价值观的转变，使书画家们不再耻于言利。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强烈冲击了士人原有的“四民之首”的优越地位，动摇了他们固守的“重义轻利”的生存理念。再加上生计日益维艰、社会上文化消费需求的增强，“以本业治生”的润格就成为士人一条重要的生活途径。

书画润格风气的兴盛是晚明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发展趋势与特征，也蕴含了更深刻的社会涵义。因此，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晚明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社会文化形态的变更，也有利于进一步解读晚明士人生存理念的变化趋向，对于正确认识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独立经济人格的形成也有明显的帮助。

晚明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书画鉴藏的发展，从而在利益的刺激下又激发书画求购者增多，引发书画润格现象的普及。这一系列的变革导致了书画创作的商品化以及文人书画家的职业化。但同时书画润格现象的普及预示着晚明书画家作为书供需市场卖方的销售心理的改变，从而影响到书画家文化态度变更。值得警醒的是，书画从理想上来说本应有其精神上的追求。如果创作书画与金钱财货关系太过密切，只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是与文艺作品的内在目的背道而驰的。

一直以来，书画润格的存在与演变切实影响着书画市场的走势，润格的力量已经不仅仅作用于书画家面对作品创作及其交易的个人态度，而且影响着书画创作与流通的宏观生态问题。因此，加强对书画润格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是正确引导书画市场发展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