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的艺术业界，“水墨”绝对是不可忽视的热词，新水墨、抽象水墨、当代水墨、观念水墨……分分钟与市场、炒作、国际等词大战不停歇，让理论家杭春晓这样常年“玩”理论概念的人都感觉掉入了“迷宫”。而在日前，由关山月美术馆主办的“在路上·2014：中国青年艺术家作品提名展”仍聚焦于“当代水墨”，40位在水墨领域有实验性、开拓性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面貌和审美品格的70后、80后青年艺术家参展；同期举办的中国青年批评家论坛也以当代水墨为话题。当深圳画院研究员郭延容提问“到底是水墨当代了，还是当代水墨了”时，我们又发现，关于“当代水墨”的价值内涵、理论建构，还有很多可以说道的地方。

土壤与变化

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讲师鲁明军看来，水墨和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艺术体系中的处境相像，有点过度被消费。“当代水墨呈现了一种快餐化的感觉，它不像现代水墨那样具有针对性，我们不能用非常贴切的词语归纳总结各种新的水墨风格，只能用一个口号式的‘新水墨’概念进行简单概括。”评论家游江说。

杭春晓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具有“开创”“革新”色彩的“现代水墨系统”逐渐成形之后，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弥漫的是各种各样并不确定的水墨概念，但这模糊的水墨概念不断使水墨的生长土壤发生改变，刺激了土壤上层结构的变化。新世纪以来，水墨系统再次发生变化，2003年，实验水墨再次向观念水墨回溯，“绘画不再是一张画，需要承载一种新的看法”这样的观念开始使水墨成长的土壤层发生更多改变。通过图像的运用与改变，瓦解了“绘画不只是手工绘画”的判断之后，业界试图在其中增加人的观念。“但是我们是否能够透过这样的模糊状态，去发现在这样的土壤基础上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恰恰是问题所在。”杭春晓说。

“我觉得很多作品太差劲了——最基本的技术层面都没有突破，再谈新水墨，就极具讽刺意味。”艺术评论家王栋栋说。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艺术人”，基本上是被洗脑的一代，很多作品没有历史观，对当下也没有任何认识。一些艺术家关注所谓个人的东西，仅仅是一种情绪，并没有对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内部。“我们这一代人的艺术还是非常平面、肤浅的，这就要求我们去寻找一些东西来突破这个平面；而所谓的突破，确实不是简单技法材料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宏观性的文明程度。”这或许就是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所说的“现在的艺术家缺少宏大叙事的能量”。

当代水墨新在哪？

土壤的孕育或者系统转型之后，并非一片荒原。“今天观念上朦朦胧胧的新水墨或当代水墨，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可能把所有懵懵懂懂产生的新变化都简单地定义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关注，也可能会产生一批年轻画家，其中头脑清醒的画家会继续深入思考‘这30年来的话语逻辑是什么、今天的知识框架是什么、在这样的知识框架下我们应该怎样应对’等问题，水墨可能会由此产生新的变化。”杭春晓说。水墨要想真正寻得一条出路，需要从平面走向纵深。“水墨想要向前推进，不仅仅是材料、方法、观念上的推进，而是要对一些内在的社会和人性进行思考。这个时候的水墨由于软性的材质和淡雅的视觉感知，会传达出一种相对冷静的态度。”王栋栋说。

一直以来，国人对水墨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他们认为水墨承载了中国数千年的精神特质和审美内核，是文化身份的象征。在这其中，一部分艺术家开始加强当代艺术与传统文脉的联系，在全球化的艺术格局中进一步突出中国当代艺术的民族身份。当然更多的艺术家开始自觉地从传统水墨中汲取当代元素基因，纷纷转向了中国当代水墨的创作。回望20世纪的水墨实践，虽然很多艺术家依然用笔墨纸砚进行创作，但是似乎离我们一直以笔法为主导的传统越来越远，不再局限于笔墨技法的继承与创新，而是某种更加宽泛意义上的“新”。游江认为，中国当代水墨的“似是而非”，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新”：“在大格局下，很多艺术家很难摆脱传统水墨的影响，同时，很多艺术家为了进入所谓的国际舞台，需要借助具有民族认同感的艺术表现形式来创作。水墨艺术的创作在某种角度上，成为中国艺术家以中国式语言建构自身主体身份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基于‘笔墨传承’的水墨创新在当代逐渐消失了，新水墨和新工笔所谓的‘新’，更多的是对当代水墨较传统水墨变化的一种更为宽泛的表达。”在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和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的共同作用下，水墨创作从最初的形式问题到媒介语言再到当下的文化关注，经历了淡化意识形态到重回意识形态再到艺术形态风格化的演变，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